前段時間,在成都,一名10歲男童因做不到老師要求的寫千字檢討,選擇跳樓了。沒想到,現在又發生一起更為極端的教育悲劇。前兩天,在廣州,一位母親因與老師爭吵,竟然攜兒女在學校跳樓。9歲兒子已經身亡,母親和12歲的女兒還在搶救中,也是命懸一線。
  如此慘象,讓人不堪忍受。不過,這裡得先說一下,這位母親的做法是嚴重不理性不正當的。就算是遭遇天大的不公,也不應拉上未成年的孩子們共同赴死。魯迅說過,“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。”也就是說,應該讓孩子得到獨立與解放,特別是不能把孩子生命也據為己有。
  當然,面對廣州這起家破人亡的悲劇,我也不想過多指摘這位母親的不是了。她可憐可悲,但更值得同情。她之所以會遭遇如此不幸,說到底,也還是因為,在今天,不論是學生還是家長,在老師面前,往往都會處於權利難以保障、尊嚴難以維護的境地。當家長向老師討公道找不到出口,出現過激行為,自然也就不難理解了。
  那麼,學生與家長為什麼很難向老師討公道呢?
  原因就是,教師這個群體,長期掉進“應試教育”泥潭,簡單、粗暴、機械的教育教育模式,不僅在培養一株株“病梅”,同時,也讓一些教師本身出現一定程度的人格扭曲,讓這個群體很難成為具有獨立精神的現代公民。當教師缺乏公民精神,缺乏權利意識,向這個群體討公道,自然也就會遭遇死衚衕了。
  事實上,這些年,關於中國教師普遍存在心理健康問題的調查報道,鋪天蓋地。問題是,這個群體的心理問題始終未能得到很好療治。作為一名曾經的老師,作為一名批評者,我深深感到今天有很多教師內心都過度脆弱敏感,言行過於刻薄粗暴,他們似乎成了這個世界最批評不得的一類人,只聽得見好話,受不了半點批評。
  教師人格不健全,心理不健康,本身就是教育體制的受害者。“聽話的教育”,也不只是學生要聽老師話,教師同時更要聽教育權力的話。在這種“聽話思維”模式下,教師長期屈從於教育權力之中,不敢說不;同時,教師在家長或學生面前,也往往端著“教育者的身份”,覺得自己永遠站在對的一方面。這樣一來,當學生在學校出現問題需要老師解決,或者與老師直接發生矛盾,真正掌握話語權的,往往只會是教師。更何況,很多學生和家長面對教育種種不合理的行為,往往也不敢怒不敢言,要向教師討公道,當然就格外困難了。
  當孩子在學校遇上問題,出現利益矛盾糾葛,很容易就會採取個人主觀判斷的方式來解決問題,而不是把選擇與家長在法律框架下進行對話博弈。廣州這起母親帶孩子跳樓事件,也就是因為孩子在校眼睛遭受傷害,在責任與賠償上無法形成共識,家長與老師發生爭吵,最後才釀成悲劇。
  校園悲劇頻發,本身就是對教師公民精神與公共人格的一種測試。尊師重教,並不是要將教師架到道德神壇上。一個對師德進行過度開發的社會,不利於教師成長為具有獨立精神的現代公民。一種只知道以簡單粗暴方式來進行教育的模式,註定會把很多教育矛盾的解決推到法律框架之外。家長很難向老師討公道,這是一種悲哀。不要簡單把教師樹立成道德之楷模,人倫之先鋒了,一個健康的社會,首先應該把教師視為在精神上、人格上與法律上與其他公民可以平等對話的人,而不是唯師是從。只有這樣,中國家長和教師之間,關係才不會特別微妙,在發生利益矛盾的時候,才能夠選擇更加理性的博弈方式。
  本報評論員 單士兵  (原標題:家長為何很難向老師討公道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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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雨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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