吳雨霏

　　前段時間，在成都，一名10歲男童因做不到老師要求的寫千字檢討，選擇跳樓了。沒想到，現在又發生一起更為極端的教育悲劇。前兩天，在廣州，一位母親因與老師爭吵，竟然攜兒女在學校跳樓。9歲兒子已經身亡，母親和12歲的女兒還在搶救中，也是命懸一線。
　　如此慘象，讓人不堪忍受。不過，這裡得先說一下，這位母親的做法是嚴重不理性不正當的。就算是遭遇天大的不公，也不應拉上未成年的孩子們共同赴死。魯迅說過，“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。”也就是說，應該讓孩子得到獨立與解放，特別是不能把孩子生命也據為己有。
　　當然，面對廣州這起家破人亡的悲劇，我也不想過多指摘這位母親的不是了。她可憐可悲，但更值得同情。她之所以會遭遇如此不幸，說到底，也還是因為，在今天，不論是學生還是家長，在老師面前，往往都會處於權利難以保障、尊嚴難以維護的境地。當家長向老師討公道找不到出口，出現過激行為，自然也就不難理解了。
　　那麼，學生與家長為什麼很難向老師討公道呢？
　　原因就是，教師這個群體，長期掉進“應試教育”泥潭，簡單、粗暴、機械的教育教育模式，不僅在培養一株株“病梅”，同時，也讓一些教師本身出現一定程度的人格扭曲，讓這個群體很難成為具有獨立精神的現代公民。當教師缺乏公民精神，缺乏權利意識，向這個群體討公道，自然也就會遭遇死衚衕了。
　　事實上，這些年，關於中國教師普遍存在心理健康問題的調查報道，鋪天蓋地。問題是，這個群體的心理問題始終未能得到很好療治。作為一名曾經的老師，作為一名批評者，我深深感到今天有很多教師內心都過度脆弱敏感，言行過於刻薄粗暴，他們似乎成了這個世界最批評不得的一類人，只聽得見好話，受不了半點批評。
　　教師人格不健全，心理不健康，本身就是教育體制的受害者。“聽話的教育”，也不只是學生要聽老師話，教師同時更要聽教育權力的話。在這種“聽話思維”模式下，教師長期屈從於教育權力之中，不敢說不；同時，教師在家長或學生面前，也往往端著“教育者的身份”，覺得自己永遠站在對的一方面。這樣一來，當學生在學校出現問題需要老師解決，或者與老師直接發生矛盾，真正掌握話語權的，往往只會是教師。更何況，很多學生和家長面對教育種種不合理的行為，往往也不敢怒不敢言，要向教師討公道，當然就格外困難了。
　　當孩子在學校遇上問題，出現利益矛盾糾葛，很容易就會採取個人主觀判斷的方式來解決問題，而不是把選擇與家長在法律框架下進行對話博弈。廣州這起母親帶孩子跳樓事件，也就是因為孩子在校眼睛遭受傷害，在責任與賠償上無法形成共識，家長與老師發生爭吵，最後才釀成悲劇。
　　校園悲劇頻發，本身就是對教師公民精神與公共人格的一種測試。尊師重教，並不是要將教師架到道德神壇上。一個對師德進行過度開發的社會，不利於教師成長為具有獨立精神的現代公民。一種只知道以簡單粗暴方式來進行教育的模式，註定會把很多教育矛盾的解決推到法律框架之外。家長很難向老師討公道，這是一種悲哀。不要簡單把教師樹立成道德之楷模，人倫之先鋒了，一個健康的社會，首先應該把教師視為在精神上、人格上與法律上與其他公民可以平等對話的人，而不是唯師是從。只有這樣，中國家長和教師之間，關係才不會特別微妙，在發生利益矛盾的時候，才能夠選擇更加理性的博弈方式。
　　本報評論員 單士兵　　（原標題：家長為何很難向老師討公道）